我在汉堡做新娘new！

(2006年6月《海外版》  口述/程莉  整理/绰约)

中国女孩程莉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，成为了德国的新娘。然而，从决定结婚的那一刻开始，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，好事多磨，以致于从申请结婚，到获得法律与世俗的承认，前后竟足足花去了半年的时间。不久前，她给我们讲述了她一波三折的德国结婚经历。


奔跑的爱情遭遇法律棒喝


2002年，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的我，为了忘记曾经的伤痛，代表公司远驻澳大利亚一边工作一边读书。这时，一个叫奥尔夫的德国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
我比他大一岁，又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感觉心理和身体都比他老。交往之初，我没想过要把这段关系发展为婚姻，只当做彼此身在异国的安慰。可是，奥尔夫在工作结束时，郑重地向我提出了结婚，还要带我到德国安家。我折服于德国人严谨而负责的生活态度，这也正是我第一段失败的婚姻所缺少的，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跟着他来到德国。


奥尔夫新的工作地点在汉堡，安顿下来后，我们就计划到当地的婚姻登记处去申请结婚。记得在国内登记结婚的时候，要接受婚前检查，而体检的地点就在婚姻登记处。我反对一切出于强制的身体检查。我担心在德国，这种经历还要遭遇一次，于是向奥尔夫打听。奥尔夫也弄不太懂，于是我只好七上八下地跟着他来到婚姻登记处。一咨询，我乐了，这里没有强制要求婚前体检。可再接着打听下去，我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。我原以为，既然不用婚前体检，有了身份证、出生证明，以及我们要结婚的共同意愿，就可以换来夫妻的合法身份。可是，这一次我连结婚证的影子都没看到，除了拿到一个结婚咨询的号码外，我们一无所获。


跟结婚咨询号码在一起的，是一堆像作业一样必须完成的表格，上面有比结婚教材还要晦涩难懂的内容。譬如体检，尽管不强制，但依照惯例，公民应该自动向登记处提供健康证明，这种证明由公民定点看病的诊疗机构提供，诊断时间离申请登记不得超过两个月。


而且，我还十分沮丧地发现，因为我是第二次结婚，而奥尔夫是第一次，这导致了我们要比没有婚史的人多上好几倍的麻烦。我除了要有出生证明、身份证明，还要有学历证明，第一次婚姻的结婚证明、离婚证明等。
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言不发，这些表格让我想起了好不容易才从记忆里抹去的从前，况且，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获得这些证明。奥尔夫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，他是一个做事坚持而又极有条理的人，他说服我放弃沮丧的情绪，建议我把要提交的文件列成一个清单，然后一项一项准备。


我自嘲地想，既然是冲着人家的严谨和负责来的，就应该接受这种折磨。于是，家中年老的父母开始帮我四处奔波，他们先费尽周折弄来相关证明，然后按要求找公证机构公证，再到中国外交部门确认这些公证，最后再到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认证。


急着要结婚的奥尔夫，这个时候则摆出一副按部就班的姿态，他接到我父母从中国邮寄过来的资料后，不厌其烦地找在德国注册的翻译公司译成德文(文件在中国公证处已被译成德文了)，然后陪我一起将这些文件递交到婚姻登记处。我看着那些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鲜红印章的文件，十分自豪地等着他们给我合法的婚姻身份。然而，婚姻登记处说，像我们这种情况能否结婚，不由他们说了算，所有文件都得送州法院审核。


我开始气愤了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在讲人权的德国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我在愤愤的等待中弄明白，法院要裁定的不是我们结婚的意愿，而是我提供的那些证件合不合法。果然我被告知，我的父母千辛万苦弄来的，由中国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不具备法律效应，他们需要的是正式法律文本。


因为我当时是协议离婚，法院只能出具民事调解书。我跟婚姻登记处反复解释，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，他们勉强表示愿意接受那份调解书，但附加了一个极为可笑的条件——对我的第一次婚姻进行公证。为此，我将电话打回国内，中国公证机构给我幽默了一句：“婚都离了，还公证什么呀！”


最后，我的亲友找到我的前夫，要他签订一份与我一起生活的婚姻证明，然后再找公证机构公证。到此，关于我第一次婚姻的审查才算结束。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，婚姻许可文书没等到，又发生了一件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。

有结婚证依然不成夫妻


当初，得知要把学历写进婚姻证书中，考虑到这是关乎脸面的事，我决定把最高学历，在澳大利亚得到的博士头衔写进去。然而事后我才知道，所有写进婚姻证书中的学位，都必须经过州文化部认证才可以。结果，我没有等来结婚证书，反而等来州文化部要求邮寄公证过的毕业证书的通知。我按要求将证书寄出，几个礼拜后，州文化部又来了一封信，要求我补寄个人简历，在国内读中学、大学的成绩单，在澳大利亚读博期间的成绩单等。


大学和博士的成绩单还可以找到，可中学的成绩单就不行了。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学校还没有开始用计算机管理学生成绩，印着我成绩的作业本和试卷早已化成纸浆被反复利用好几次了。没办法，我的父母只好用土办法，伪造了一份中学成绩单，然后找退休的校长签个字，对付了过去。


事情到此，我认识到，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，并不是一个国家在歧视一个有过婚史的女人，而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，导致法律文书的效应不同而已。我想出一个不怎么光彩的下策——政府怎么出招，我就怎么拆招，这么一变通，我发现，有些来头吓人的文件，其实非常好应付。


2005年6月，经过反复几轮的出招拆招，我终于得到了婚姻登记处寄来的通知我们可以结婚的文件，与这个文件一起寄来的，还有厚厚一大本经过反复公证、确认、认证后的一系列文件。拿着这些文件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为了这个早已确定的结果，一大帮人却围着它走了许多弯路！


拿到结婚证后，高兴之余，我想将这几个月被文件印章折磨的精神损失弥补回来，我和奥尔夫商量去度蜜月。


这次轮到奥尔夫让我吃惊了，他对法律上的流程不太清楚，对世俗的结婚程序却一点都不陌生。他来了一句：“婚还没结，怎么能出去旅游呢？”我懊丧地得知，在奥尔夫的计划里，根本没有什么蜜月，有的只是回杜灵根的家乡举行一场世俗婚礼的计划。我有点不情愿，即便要进教堂，要穿婚纱，要去见公婆，也完全可以一路逍遥着回到杜灵根，让蜜月旅行在会见公婆的高潮里结束啊。


奥尔夫说，在德国，结婚通常有两种仪式：一种是在结婚登记处获得法律的许可后，由婚姻公务员主持：在结婚证书上签字，交换戒指，前后10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另外一种仪式一般是在教堂，由牧师主持，有双方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参加。在这里，结婚证是有期限的，如果三个月内不举行仪式，就会作废，到时又要重新申请。想起这几个月来所受的罪，我只好乖乖地接受后者，陪奥尔夫回杜灵根完婚。


奥尔夫的父母早年离异，又各自组织了家庭，他从小跟着父亲长大，所以奥尔夫先带着我去见公公。好在他是一个开朗乐观的老头，根本没对奥尔夫带回一个黄皮肤的媳妇表示吃惊。从我们到家的第二天开始，父子俩就盘算着要请什么人，准备什么食品。我看到他们的请客单上出现了一长串的名单，其中包括奥尔夫的母亲、继母及其家人和朋友，甚至还有奥尔夫的一大帮中学同学。我对自己的长相和谈吐向来自信，但是面对这一长串的名单，还是怕到时会怯场。

好事多磨难接二连三


接下来的数天，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。首先，我要挑选婚纱。我的身材小巧玲珑，而欧式的婚纱大都颀长繁缛，把我裹得不见身段，而订制则要提前好些天跟设计师沟通。几经商讨，我改变了总是去适应人家的想法，我要在婚礼上穿能传达东方女性神韵的旗袍，让人家也来适应适应我。


奥尔夫有点不愿意，可这是几个月来，我唯一一次想让别人来听听我的声音，于是我坚持要穿旗袍。最后，关于衣服的争论上升为民族情绪，尤其是我，把几个月来憋在心里的愤懑全部发泄出来，奥尔夫知道我在借题发挥，最后来了一句：“没有人在教堂结婚穿旗袍，你非要穿的话，去机场接你父母的时候，我让你穿！”


听说要去机场接我的父母，我大吃一惊。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他们精心操办的，结果却让他们心酸了很长时间。这一次，我想，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，不来对他们更好。我追问奥尔夫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奥尔夫用刚学的汉语认真而别扭地说：“我要当众从你的父亲手里把你接过来！”


原来奥尔夫早在计划举行婚礼的时候，就给我的父母发出了邀请，嘱咐他们给我一个惊喜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奥尔夫的母亲上门来了，后面跟着她的现任丈夫。我吃惊地发现，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奥尔夫父子，另觅爱情的女人，竟然跟奥尔夫的父亲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。她的丈夫，甚至还跟奥尔夫的父亲称兄道弟，一起商量举行婚礼的地点，最后他乐颠颠地将寻找结婚地点的事承揽下来，还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


奥尔夫的母亲听说我们正在为婚礼的服装苦恼，她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差事。没过几天，老太太就吭哧吭哧地跑过来，拉着我直奔一家商场。在那里，一款小礼服一下吸引了我的目光，老太太为了帮我找到它，连续4天都在挨家挨户地逛商场。


我感动得眼睛有点潮湿，而老太太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没有必要遵循那么多老规矩，这种时装化的小礼服既节约又美观，今后也实用！”早先，我还十分担心自己能不能被德国婆婆接受，现在，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婆婆。


父母如期前来，年届七旬的父母，对在有生之年还能逛欧洲，还能参加女儿在异乡的盛大婚礼，感到非常高兴，看上去一下年轻了十岁。


大喜的日子终于来临。因为跟婆婆有着相似的品位，我没有上发廊做头发，而是任凭婆婆将我的头发吹得直直的垂下来。兴奋难耐的我急切地等待着婚车到来。


婚车终于来了，上面却坐着三四个壮汉，我正不知怎么回事，这几个壮汉将我抢上车就扬长而去，把后面大喊大叫的奥尔夫远远地抛下了。我以为自己遭绑架了，吓得差点晕过去。还好这些人把我拖到一家酒吧前停下来，然后叫上十几扎啤酒，一边喝一边给我解释。


原来，当地有一个抢婚的习俗，就是将新娘抢去后躲到酒吧里喝酒，直到新郎找到他们付了酒钱才放人。听完他们的解释，我大为释怀，想到过去半年的种种努力，我突然也想疯狂一下，于是跟着大家一起喝酒。一边喝一边问，这街上有多少家酒吧，盘算着丈夫要多久才能找到我。可聪明的奥尔夫找了五六家酒吧就找到了我们，等他焦急地找来时，他美丽的新娘正悠闲地跟人喝得火热。奥尔夫急匆匆地为我们付了酒钱，恳求哥们赶紧将我们送过去。婚车风驰电掣地往前开，一行喝了酒的人意气风发地向前行进，我像踏上了一条铺满彩虹的路，而前面就是天堂。


终于，“天堂”到了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不是一座教堂，而是一座古老的城堡。我的父母早就等在了城堡前面。父亲见到我，兴奋地张开胳膊，快速地挽住我踏进城堡。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，我的公公婆婆带领各自的家人和朋友早已落座，在我出现的一瞬间，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艳的赞叹声。闻此，我身边的父亲，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，无比庄重和自豪地将女儿引领着走向前台。


突然，我感到一阵眩目，一面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，我和父亲将疑惑的眼光转向热闹的人群，奥尔夫的继父得意地朝我挤挤眼睛。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热泪滚滚而下。那鲜艳的颜色，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胸，把我几个月受的压抑和委屈冲击得荡然无存。


事后，我才得知，在城堡举行婚礼是两个公公为不想穿长婚纱的我特意安排的，而婚礼上的五星红旗是公公的好朋友市长送来的，没有任何政治意义。前后长达半年的结婚经历，让我收获了许多东西，不仅有奥尔夫给我的真挚爱情，六位父母给我的无私的关怀和祝福，还品味到了中西文化在我们身上碰撞出的醉人的幸福。我知道此前所有的磨难，只不过是这个爱较真的民族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婚姻的神圣。